摘要：
专家表示，今年底连续两次在高级别会议上重申“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利益补偿机制”，表明了要进行更明确更到位的改革试点的决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当前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心... 专家表示，今年底连续两次在高级别会议上重申“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利益补偿机制”，表明了要进行更明确更到位的改革试点的决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当前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心。
19日至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明年“三农”工作定调。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提高工作实效。
多位专家告诉记者，近几年，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重点部署乡村振兴工作，但侧重点有所差异，从巩固粮食安全到提高工作实效，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加大乡村投资建设力度将成为题中之义。
探索粮食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2023年，我国克服自然灾害等多重不利影响，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总产量达13908.2亿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受到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粮食进出口限制等不利影响，去年我国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浮，但此情况在今年明显好转。
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食品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幅为近十年较低水平。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在当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输入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因素叠加影响，猪肉、蔬菜等价格去年基数较高、今年高位回落。
对消费端而言，粮食价格回落通常是好事，这意味着购买力更强了。而从供应端来看，只有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才能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此保障农民的合理收入更需政策支持。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2024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表述，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12月11日到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和主销区呈明显的错位分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合计54171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7.9%；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合计2987.4万吨，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需要大量调入粮食来满足稳定供给。
李国祥说，“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核心是根据各省的粮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差距，建立粮食调入省对粮食调出省进行利益补偿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平衡。
李国祥告诉记者，之所以提出这个补偿机制，根源在于粮食产业与其他特色产业存在明显的收益差距。不仅粮食生产的产值低、投资周期长，而且产后加工业也属利润率相对较低的行业。这导致种粮地区的农民亩均收益低，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少，将大量的水土资源、劳动力资源投入粮食生产，缺乏多余资金投向工业化及城镇化建设，长期以往就形成了“粮丰县穷”的尴尬境地。
该现象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11月21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对主产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不能让生产粮食越多者越吃亏，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该方案提出，要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引领，健全完善产粮大县以县城为核心、辐射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2000年以来，多个部委也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一方面加大对种粮农民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财政支持，但是效果总是不太理想。今年底，连续两次在高级别会议上重申‘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利益补偿机制’，表明了要进行更明确更到位的改革试点的决心。它的核心是根据各省的粮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差距，建立粮食调入省对粮食调出省进行利益补偿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平衡。”李国祥称。
优化村庄布局和产业结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喻新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总体来看，根据区域发展水平、城市吸纳能力、个人能力和学历等因素的不同，近年来农村人口正在分不同层级向县城、省会、特大城市等流动。留在乡村的人少了，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的特征。“以前我们每个村子都有小学，但是现在农村的入学适龄儿童数量也在锐减，不少学校难以为继。”
喻新安认为，这虽然让人在情感上感慨，但也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乡村全面振兴不代表所有的乡村都要振兴投资，而是选择那些有人、有客观需求、有发展潜力的地方重点振兴投资。以河南为例，目前河南的“十四五”规划只到镇一级，没有精细到村一级的规划，这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因为未来很多村子将会自然消亡，而个别条件好的村将集中力量重点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包含五大方面：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中小城市研究院院长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表示，选择恰当的产业，关系到乡村振兴能否从产业振兴开始健康发展起来。“城乡之间因人口、资源等差异，先天就存在产业分工的区别。发展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城市显然更有优势。而农村的产业振兴应该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由此延伸到农产品的就地加工等产业，毕竟把农产品运输到城市里再加工，成本就太高了。”
“现在我们在发展乡村经济时，经常陷入的一个误区是：就农村论农村，而忽视了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牛凤瑞认为，各地应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规划居民点、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等路线，让城乡协调优势互补，而不是各干各的。
“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发达地区，那里能够做到‘村村有城市、镇镇有小农村’，是较为理想的乡村发展模式。不过，背后也存在商贸传统氛围强、距离中心城市近等先天优势，广大中西部地区要想发展好乡村经济，还是要先转变自给自足的逻辑，从中找到自己的方法。”牛凤瑞称。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
“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2003年浙江在全省启动的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也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实践。
李国祥认为，强调“千万工程”的理念，就是在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这不是要求全国都将浙江的乡村振兴模式作为“图纸”来施工，而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依据地方自身的禀赋、优势和特征进行精准施策，不搞大水漫灌，而是要“干一件成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