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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蓝宝石基金创始人盖伊·斯皮尔：当下是买入腾讯和阿里等中国好资产的良机，持有茅台和比亚迪等公司会让投资更有安全感
红刊财经 谢长艳 李健
编者按
盖伊·斯皮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与投资家莫尼什·帕伯莱以65.01万美元拍下巴菲特午餐会，这次午餐成为他投资生涯中的转折点。之前，作为全球知名的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斯皮尔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投资的全部知识，而且会比大多数人包括巴菲特更聪明，但在见到巴菲特后，他得出了完全相反以至令他感到痛苦的答案。自此之后，他放下了模仿巴菲特的执念，努力做更好的自己，在投资好公司的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他的投资视野也从投资股市、房产等实体资产扩大到投资家庭和友谊等他所拥有的一切。
斯皮尔的办公室在瑞士，可他也投资了两项中国资产，一个是茅台，另一个是比亚迪。他曾到访茅台镇，也曾见过王传福，他深信这两项投资是他应该永远拥有的资产，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可事实是，他卖掉了茅台，至今持有比亚迪。他承认，卖出茅台是个错误，而始终持有比亚迪正是他纠正之前错误的正确选择。
如果说他只看好中国的茅台和比亚迪，那么一定是领会错了他的意思，他明确认为可以长期拥有的中国资产还有腾讯和阿里巴巴。“对比亚迪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有利的，对中国有利的就是对比亚迪有利的。我觉得比亚迪是中国未来非常特殊的一部分。”他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
必须强调的是，斯皮尔认为，现在就是买入上述中国好公司、好资产的好时机。
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投行圈
将巴菲特作为事业导师
本刊编辑部：首先请您简单谈谈如何走上投资这趟旅程的？
盖伊·斯皮尔：我在美国接受教育，学习投资。我上的是哈佛商学院。我从11岁起就在英国长大，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我当时认识到，世界的商业中心在美国，我当时在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想去美国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
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时还是非常封闭……当时的中国不像今天这样，我们购买的许多中国产品质量很好。如果20年后或现在，我会想去上海、北京或中国的某个大城市。但当时，我想去美国，我就是在那里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
在我开始从事投行工作的时候，我听说了沃伦·巴菲特，之后我开始追随他，将他当成我的大师和领袖，我开始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会议，尽我所能向他学习。
本刊编辑部：有趣的是，您从牛津、哈佛毕业，学到了顶尖的金融投资知识，但后来放弃了这种“精英”式的投资方式，选择了一条更为简单、真诚的投资之路？
盖伊·斯皮尔：是的。我曾在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并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掌握了所有投资所需的知识。
我发现，大学老师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但实际上，他们对学科的了解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大概在我工作10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必须放弃所有的知识，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从实际知识和对如何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实际理解开始。
实际上，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学习。几年前，我的女儿在北京大学学习一门课程，我也在北京大学听过课。全球还有很多知名的大学，做投资的人上过这样的大学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放下我们所学的一些，重新开始生活。
（图片由嘉宾提供）
本刊编辑部：有很多学生奋力考试，希望到这些顶尖大学中学习金融和投资，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必要性？
盖伊·斯皮尔：比如在日本，学生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才能考上东京大学，他们必须记住很多很多东西，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人都认为那就是终身学习的知识。实际上，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你是同代人中最优秀的。
因此，了解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明白这些知识并不能帮助我们在世界上取得成功，但这仍然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渡过难关的人，能在那种环境中取得成功的人，这说明你也能在投资界取得成功。
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入相当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京大学或牛津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这也并不是你人生的终点，因为你仍然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我们看到，一些最成功的人其实并没有上过这些名牌大学。因此，我不认为我们会在投资上走不同的道路。那些毕业于牛津、哈佛、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人，他们有时会忘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他们必须为未来学习新知识。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
投资人生自此改变
本刊编辑部：聊一聊与巴菲特的午餐会吧，我知道从这顿饭之后，您的投资以及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
盖伊·斯皮尔：是的。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为此花了很多钱。很多我的朋友和家人都说：“你是不是很傻？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和一个人共进午餐？一个人能教你什么？而且只有几个小时。这是一顿非常昂贵的午餐。”在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傻，也许他们是对的。
但在午餐会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我在大学和生活中无法学到的。我认为，学习一个人往往是不够的，和他们相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因此，我学到的不仅来自于他所说的，还有和他的相处。
举个例子，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后，我以为自己比沃伦·巴菲特聪明。但当我与巴菲特相处时，我很快就明白，我并不比他聪明。在交流时，我看到他的思维比我的思维运转得更快。这让我非常痛苦，因为我本来希望自己比他更聪明。但这种痛苦非常宝贵，它让我不再试图模仿巴菲特。我意识到，我必须成为盖伊·斯皮尔，而不是沃伦·巴菲特。
另外两件小事。首先，我们不知道午餐会持续多久，他和我们在一起聊了三个半小时。他非常慷慨地付出了他的时间，他想确保我们的钱花得物有所值。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花很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
另一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比我强大得多，但在午餐会上，他是我的“仆人”，在三个半小时里，他以某种方式为我服务。我从中学到，当一个房间里有一些人没有我那么有权势或那么有钱时，我应该做他们的“仆人”，我应该尊重他们。巴菲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本刊编辑部：巴菲特比哈佛毕业的您还聪明许多，何以见得？
盖伊·斯皮尔：当我和他谈话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他的大脑在观察我。当我想出一个问题或谈话方向时，我觉得他好像在说：“啊，盖伊决定这样做了。”这很有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没有更好的解释。我经常在演讲中或在一群人中反应很快，我对谈话的反应也很快，有些人很难跟上我的节奏，但他跟上我的节奏一点也不费劲。
我们问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规模限制是多少？”我的进一步想法是，也许当时没有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伯克希尔或许也不会）。他说，“伯克希尔没有规模限制。”我对他说：“也许（每家）公司都有一个天然的最大尺寸。”我以动物界举例，“哺乳动物里有大象，它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我以为，金融界的许多人不喜欢以生物学做类比，他们会嗤之以鼻。但巴菲特笑了，他很喜欢这个比喻，然后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比喻不适用于他的公司。
同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会说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我曾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生活过，因此，我觉得自己环游了世界，而且我喜欢不同种类的食物。比如我去温哥华参加TED大会，在温哥华吃到了非常好吃的中餐馆。我喜欢和中国朋友一起去吃中餐。沃伦·巴菲特不吃中餐，他不喜欢，他喜欢吃汉堡包，喜欢吃牛排，是一个地道的“本地人”。
午餐之前，我们给他寄了一本传记，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自己，例如我是谁，我妻子是谁……我花时间写了我认为有趣的背景，包括牛津、哈佛、英国、法国、美国等经历。他对我这些花哨的背景不感兴趣。他直接转向了我的妻子劳瑞，她出生在美国一个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巴菲特有一个朋友也来自那个小镇，他很高兴能遇到一个出生在那个小镇的人。所以他对世界非常了解，同时又非常美国化，非常美国中产阶级。
如果他住在中国，他不会住在香港，他不会住在上海，也不会住在北京，他会住在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地方。他就是这样的人，非常特别，是聪明人的完美结合。
愿与芒格在孤岛上待一年
投资必须“以我为主”
本刊编辑部：您觉得，芒格和巴菲特是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吗？因为最开始，是芒格把比亚迪推荐给巴菲特的，所以巴菲特和芒格看到了不同的机会？
盖伊·斯皮尔：沃伦·巴菲特是美国大萧条之后长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导致了他的某种观点的形成。如果他不是出生在大萧条之后，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就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如果他出生在一个重视体力劳动的经济体，或者一个重视与人相处能力的经济体，分析能力没有人际交往重要，那他或许不会成为今天的巴菲特。他的成功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
也有人说，在那个时期，本·格雷厄姆的思想在美国起了作用。但是，你不能把格雷厄姆的理念应用到比如说亚洲，它们要么行不通，要么可能效果不佳。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回到我与沃伦·巴菲特的会面，我们不能假装自己生活在沃伦·巴菲特的时期。我们必须在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巴菲特在他的背景下所做的事情，不一定适合在我们的背景下去做，这是我在午餐会上学到的经验之一。
我认为查理·芒格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思想家，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与巴菲特截然不同。巴菲特想要购买的资产并不是那么优质、那么有成长性，但价格要非常便宜。而芒格则试图在早期发现长期成长的公司。我不知道内情，但在我看来，芒格要说服巴菲特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非常非常困难，他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例如，查理·芒格是好市多的董事会成员，好市多以便宜的价格出售种类丰富的商品，做得非常成功，增长轨迹非常非常长。但巴菲特从未买过这只股票。
不管怎样，芒格成功说服了巴菲特，让他投资比亚迪，这对巴菲特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但在此之前，芒格一直在寻找了解这个世界的人，因此，他愿意与莫尼什·帕伯莱这样的人合作。所以我可以说，芒格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创新思想家。
本刊编辑部：段永平认为，巴菲特是更简洁的人，这意味着巴菲特更有智慧，您觉得如何？
盖伊·斯皮尔：我完全同意他的话。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段永平的个性与沃伦·巴菲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看起来非常简单，但简单的外表下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热爱简单的生活，但他对世界的思考非常深入。
查理·芒格读的书比巴菲特多得多，你给查理·芒格一堆关于心理学和世界如何运作的书，（他就会看）。比尔·盖茨推荐过一位叫瓦茨拉夫·斯米尔（捷克）的著名思想家，他是一位捷克的工程师，他写了一本书，叫How the World Works（《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如果把这些书和一堆年度报告同时放在巴菲特的桌子上，他会选择看年报。巴菲特对所有这些书都不感兴趣，他会把这些书给他的朋友查理·芒格，然后让芒格帮他总结一下。
想象一下，你给了一个人一本奇妙的小说，但他只喜欢解鲁比克方块（魔方）。我了解到的巴菲特就是这样的人，他对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而是喜欢解鲁比克方块。
查理·芒格不是那种人，他对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感兴趣。我喜欢沃伦·巴菲特，但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位在一座孤岛上度过一年，我宁愿和查理·芒格在一起。因为和芒格在一起，我们会举办一个读书俱乐部，读不同主题的书，并就这些书进行对话。
但巴菲特会离开那里，然后继续整天读年度报告，他非常专注，他只喜欢读年报和赚钱。让人惊叹的是，巴菲特从与芒格的友谊中获益匪浅，反过来也是如此。
本刊编辑部：在日常工作中，巴菲特会与很多重要的人打交道，如企业和政府的人，他因此会主动或被动听到很多消息，如果根据这些消息进行投资，或许能够获益。
盖伊·斯皮尔：确实，他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信息来源，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会接到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等人的电话，因为杰罗姆有时也想听听巴菲特的意见。巴菲特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的关系也很好，而吉米每天会看到很多信息。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美国的哪家企业会不接巴菲特的电话。而如果我想给企业高管打电话，他们会说：“盖伊·斯皮尔是谁？”
我认为，很多人有这样的渠道，但他们的结果却并不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因为，想要获得伯克希尔那样好的回报，还需要很多因素配合。其中关键的是，只有正确的信息是不够的，巴菲特非常聪明，但只有聪明是不够的，巴菲特还建立了一个能帮助他做出正确决策的环境。例如，住在哪里？钱从哪里来？
就我而言，我有外部投资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也许有一天，他们想要回自己的钱，而对我来说，那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因此，我在做决定时必须考虑投资者对我所做决定的反应。而巴菲特的资本来自于伯克希尔，他不担心投资人的赎回，因此他可以做出与我不同的决定。
我认为，他从企业和政府官员那里获得的信息是有帮助的，但有帮助还不够，不足以带来长期的优异回报，还需要很多因素相配合。
祝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投资中国茅台和比亚迪感觉很好
本刊编辑部：多年以来，我们从主要的这种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听到的观点是，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最终也会成为最强大、最有实力的市场。但是鉴于最近市场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消极，中国现在是否有投资机会？
盖伊·斯皮尔：对于一个住在瑞士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尽管在大学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来自于中国香港，她会说普通话，她的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福建人，但如果我现在住在上海，也许我会更了解中国。
（图片由嘉宾提供）
根据事实，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印度正在努力去做。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取得的经济发展堪称奇迹，因此，我们希望印度也能成功。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一成就感到无比自豪。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是很了不起的，我赞扬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祝贺你们！
中国机遇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其中，但对我来说相对比较难，因为我不会讲普通话。如果我尝试自己投资，就会失去对细微之处的识别。我能做的是，找到在中国投资的聪明人，我就可以理解和跟随他们所做的事。
我在中国有两笔投资，一个已经没有仓位了，我很遗憾，另一个还有。这两笔投资机会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是茅台，我实地走访了茅台。我明白了茅台酒的特别之处，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研究过可口可乐和许多饮料公司。另一项投资是比亚迪，我在伯克希尔会议上见过王传福，我还见过他的美国代表Stella Li，当时他们正在用英语编写年度报告。我知道芒格等人对他的看法，所以对我来说，比亚迪是一个安全的投资标的。
更早的时候，在本世纪初，我投资了一家名为莱佛士教育（Raffles Education）的新加坡公司，由新加坡的华人精英在中国各地开办设计和时尚学院。中产阶级的中国女性去这些学校学习，三四年后，她们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并对时尚和设计有了非常充分的了解。我当时也做了走访，去了吉林长春，那里的秋冬非常寒冷。
但在某一时刻，中国决定和许多国家一样，希望对教育做有效的管理。因此，莱佛士教育的发展前景受到了严重限制。这不是我能看到或理解的，我必须详细阅读五年计划才能理解。因此，我无法评估中国的机遇，因为我不住在那里。
但如果你问我，若我是中国投资者，会从哪里寻找机会？我会做两件事，第一，我会跟随我所了解的，长期投资者的行动。我不会跟踪短线操作者，我会看看如段永平有哪些投资，或王传福在比亚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投资？他们已经为我做了尽职调查，我会非常放心。第二是做自己能懂的投资，我持有一家全球知名的瑞士公司——雀巢，它的业务简单易懂，就像茅台酒一样。我会在中国寻找这类企业。我不关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或芯片制造，我不想涉足这些领域，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太难了。
本刊编辑部：关于茅台，您去仁怀实地参观过，您喝过茅台吗？它的口味怎么样？您可以理解中国白酒吗？中国白酒的国际化有希望吗？另外，关于茅台的股价，我知道在莫尼什·帕伯莱卖出茅台之后，股价继续涨了很多，若您也是同一时期卖出的茅台，您怎么看待过早卖出一只好股票？
（图片由嘉宾提供）
盖伊·斯皮尔：当然，我喝茅台，尝试茅台酒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仍然记得生产茅台酒的地方的味道。茅台酒的工艺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高科技的形式。但口味是不寻常和独特的东西。
在英国，有一种东西叫“橘子酱”，由酵母制成，是一种黑色物质。如果你和它一起长大，像我一样，你就会喜欢它。我喜欢把它涂抹在面包上，我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当我邀请我的妻子品尝“橘子酱”时，她觉得非常难吃。
现在，在离中国并不遥远的澳大利亚，有另外一种“橘子酱”叫维吉麦（Vegemite）。维吉麦也是同样的东西，制作工艺略有不同。对我来说，维吉麦很难吃，而对喜欢维吉麦的人来说，橘子酱很难吃。这很有趣。
因此，我品尝了茅台酒，对50年茅台酒和20年茅台酒进行了比较。我们还品尝了一些其他白酒。我可以分辨出茅台酒的品质高于其他一些白酒，而且陈年茅台酒的口感更好。但除了有趣和尝试，我一般不会买茅台酒。
在投资方面，有一些行业，如生物技术，你可以投资一种新产品和一家正在生产新产品的公司，一切取决于该产品是否获准在美国、中国、印度、欧洲等大的司法管辖区销售。如果产品获得批准，你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如果产品未获批准，你最好尽快卖出。因此，有些公司需要你手握扳机，你必须愿意迅速行动起来。
还有一些公司，实际上你想永远拥有它们，茅台就是其中之一，我应该永远拥有它。我应该是和莫尼什在不同时点卖出的，卖掉它是个巨大的错误。我希望我没有卖掉它，但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没关系，我必须认识到自己会犯错误，并希望我做对的事情能多于做错的事情。
在法拉利这家公司上，我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永远持有这家公司。
本刊编辑部：在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上，这些消费品企业涨幅很高，估值很贵。所以卖出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下一次遇见这个情况，您还会卖出吗？
盖伊·斯皮尔：不会，我会做出不同的决定。我们的朋友查理·芒格给了我一个简单的答案。芒格说，“买下一家伟大的公司已经够难了，你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尝试再买一家伟大的公司。”
卖出茅台后希望未来能再买回来，以期望获得更丰厚的回报，这很难做到。一个很好的比喻是，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人出价是我们房子价值的两倍。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房子卖给他们，搬出去，等价格下跌后再买回来，这样我们可以从中赚一笔，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认为，当你试着思考公司是不是太贵了、我现在应该卖掉它吗、我还能买什么、我应该把它买回来吗等问题时，会耗费很多精力，而这些思考力本可以用在更有用的事情上。
就我而言，我确实可以高位卖出、低位买入，来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我不想过这种生活。我会持有得更久，并以这种长期的方式生活。
事实上，当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有了体面的回报后，我们为什么要获得最好的回报呢？从某种程度上说，股市的收益是零和的。作为投资者，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帮助企业发展，帮助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并尽力做到最好呢？就我而言，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愿意接受更低的回报。
对比亚迪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有利的
对中国有利的，就是对比亚迪有利的
本刊编辑部：您是否跟随巴菲特的脚步，分阶段卖出比亚迪？
盖伊·斯皮尔：我没有卖出比亚迪的股票，我在卖出茅台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
有一点是我最近学到的，巴菲特或伯克希尔卖掉了一些比亚迪股票的仓位，我应该卖掉我的吗？每个投资者都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我是伯克希尔，我拥有一家中国公司的很大一部分股份，而且持仓价值开始变大，我在中国的地位可能会变得过于显赫。我不想那么显赫，我不想被别人猜疑，他们会说：“为什么这个投资者会在这里，他们有什么计划？他们的利益是什么？”
我认为，伯克希尔选择出售其在比亚迪的部分持仓，有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但这并不适用于我。我只是比亚迪的一个小投资者。我没有出现在最大的100名股东名单中。巴菲特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它的估值有点高，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但对我来说并不合理。
本刊编辑部：对您来说，比亚迪是一家容易理解的企业吗？
盖伊·斯皮尔：我很欣赏他们去参加伯克希尔股东会的这个动作，而且，我很欣赏比亚迪用英文撰写报告，更重要的是，比亚迪用英语做报告的发布。
不过我认为，理解比亚迪并不容易。但不难理解的是创始人王传福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已经融入到公司文化之中。
我认为比亚迪有趣的地方在于，对比亚迪有利就是对中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就是对比亚迪有利。我觉得比亚迪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是中国未来非常特殊的一部分。比亚迪生产的产品全世界都需要，它帮助中国提升在价值链上的地位，提高出口产品的价值。
中国一些制造商，例如在高科技制造商，目前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其他国家感到了威胁，因此对于中国企业的产品的进口做出了限制。但不知何故，比亚迪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同样的威胁。这是一家非常特别的公司。
我认为，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是如此，关于阿里巴巴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这句话，就像他们以前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样，他们说：“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阿里巴巴而言也一样，对阿里巴巴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有利的，对中国有利的就是对阿里巴巴有利的。
而且，阿里巴巴对世界也有利。所以，对阿里巴巴有利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对世界有利的就是对阿里巴巴有利的。
世界、中国、阿里巴巴都从彼此的健康发展中受益。阿里巴巴正在简化世界各地的供应链，它让尼日利亚和乌拉圭等国的人们，能够以更便宜的方式买到东西。阿里巴巴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它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它的伟大之处，我认为比亚迪也是如此。
本刊编辑部：您仓位中有阿里巴巴或腾讯吗？它们现在估值很低，是一个买入的好机会吗？
盖伊·斯皮尔：我在阿里巴巴有少量持仓，并且持有一家名为Prosus的公司，该公司在腾讯持有大量仓位，相当于我也少量持有腾讯的股票。
我认为，现在可能是买入它们的大好时机。在美国有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比过去更大。人们感到担忧，并且仍在犹豫不决。但我认为，现在可能是买入它们的好时机。
不要被美国9·11这样的黑天鹅迷惑
投资的本质是寻找价格合理的好企业
本刊编辑部：现在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时刻，市场上很分裂，相当多的一部分投资人在关注欧美经济的崩溃、经济衰退、信贷紧缩和通货膨胀。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我们需要开始关注周期向好的一面。我想听听您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盖伊·斯皮尔：如果我们中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他早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了。
实际上，有答案的问题很容易消失。如有人问：“一加一等于多少？”我们说：“嗯，是二。”然后它就消失了，不会再出现。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我们想谈论它们，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想找出答案。
有人自以为知道答案，或者说得好像他们知道答案一样，就会引起关注。但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沃伦·巴菲特不能，查理·芒格不能，美国总统也不能。但正因为没人知道答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做出更好的决定。
我可以分享两个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的故事。当时我在纽约，中午，两架飞机撞进了世贸大厦时，我离事发地点曼哈顿只有大约五六英里远。事发之后，我走到一个可以看到世贸大厦的地方，在那里观察情况顺带散步。在那里，我遇到一位朋友，他在一家名为鲁恩·卡尼夫·高法伯基金（Ruane，Cunniff Goldfarb）的知名公司工作，他说他和一个朋友来的，我问他，“你的朋友在哪？”他说，“那个家伙看了一下情况，然后回自己的房间看年报去了。”我说：“等一下，两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谁知道世界上会发生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美国会不会再次受到攻击？他却回去看年度报告了？”
我当时感到震惊，但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就如我的朋友说：“我可以站在外面猜测发生了什么事，看着大楼升起的浓烟，猜测美国是否受到了攻击？或者我可以去做我每天要做的事，做好我的工作，过好我的生活。”
另一个故事是，9·11事件的第二天，2001年9月12日一早，美国的每一栋楼的业主醒来后都在说：“我们买了飞机撞大楼的保险吗？”因此，保险产品价格飙升，伯克希尔卖出了很多保险。
为什么这两个故事适用于当前的全球宏观环境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流程中，回到核心业务中。任何投资者都不应让经济走势的预测，影响每天的投资决策。就我而言，我正在努力寻找价格合理的好企业，认真分析这些企业，这是我的重点所在。
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故事。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之前是曼哈顿的房地产开发商。我认识的一些人之前见过特朗普，他们听到消息后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无法将美国管理好，所以他们卖掉了所有股票，极度担心市场大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特朗普当选后，股市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上涨。
我们在脑海中将特朗普当选或利率提升或信贷紧缩与我们的收益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但实际上，世界的真实发展与此大不相同。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消息对我们投资决策带来的影响。从9·11事件发生之后起，我试着在新的变化出现后，回到办公室继续阅读企业年报，研究茅台，研究比亚迪，研究法拉利，研究雀巢，试着深入了解这些企业的现状，并坚持每天这样做。这让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而不用每天生活在担忧之中。
最后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总觉得“当下是投资的困难时期，过去太容易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做投资似乎是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实际上，在任何时期，困难都是存在的。成功的人都是那些持续完成基本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担忧他们无法改变的事情的人。
本刊编辑部：抛开宏观因素的外壳，看到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公司更重要。还有哪些公司，目前吸引您吗？
盖伊·斯皮尔：我最近在纽约参观了一家公司，是做地面铺设的，例如在新建的住宅地面上铺设瓷砖、地板或地毯。在美国，这个市场由两家公司主导，形成了双寡头垄断格局。但有一种创新工艺，是从中国开始的，即豪华乙烯基瓷砖（luxury vinyl tile），它实际上是一种塑料产品。随着制造工艺的创新，这种产品可以做的和实木一样好，和高级瓷砖一样好。看起来很高档，但成本却很低。
谈到创新，我们会想到芯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或者是航空航天，我们不会想到地板铺设。我们不认为地毯和瓷砖是创新，但在过去10年里，地板行业创新出了有效的销售形式。有一家名为Floor and Décor的公司，拥有一种更好的地板铺装分销方式。他们的许多生产制造商来自于中国和美国。如果它出现合理的价格，我就会买入。我持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公司。
与拥有正确思维方式的人在一起
为未来的自己投票
本刊编辑部：您提到，巴菲特或您倾向于创建一个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它具体指什么？
盖伊·斯皮尔：你知道，如果我有一个聪明的朋友，他每天在股市上买进卖出，短线炒作，我每天和他说话，久而久之，我也会买进卖出，热衷于短线交易。
所以我认为，与谁交谈，选择与谁生活在一起，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营造环境最重要的方式是与合适的人、拥有正确思维方式的人进行对话，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思维。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做日内交易，我就会打电话给他说：“我恨你，我再也不会理你了。”但也许我不会那么快回应他们的邀请。
我会更加努力地经营自己的生活，更快地回应那些与我有相同想法的人，把自己置身于能与这些人打交道的环境中，这就是我参加伯克希尔股东、TED大会的原因。
这是一个人营造环境的最重要方式。我住在瑞士苏黎世，这也对我很有帮助，在安静的环境中有助于我的思考，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你和谁交流，你的朋友是谁。
本刊编辑部：所以，我们应该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交朋友吗？
盖伊·斯皮尔：是的，当然。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应该让别人挑战我们的观点，让他们帮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但同时，我们身边最好也应该有价值观相同的人。
我想和那些长期持有股票的人在一起，他们相信，通过拥有正确的企业，可以终生赚钱。王传福和马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通过拥有一家公司并将其打造成最好的公司而致富。
我认为，我不应该因为某个人的想法与我不同就把他赶走。但如果他们没有相同的价值体系，那么也许我就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本刊编辑部：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如何在学习别人的同时，做好自己？
盖伊·斯皮尔：可能你觉得我有很好的平衡，也许我没有。我已经尽力了。我妻子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的想法：不要以为别人已经掌握了一切，他们只是在尽力而为。每个人都有无数形色各异的挣扎，我也会在这些事情上挣扎，我并不完美，还没有达到终点。但对我来说，我并不追求达到完美的一天。如果我每天能采取一个行动，做一件事，让自己变得稍微好一点，我就会感到高兴了。
有一本书，名叫《Atomic Habits》（《原子习惯》），作者是詹姆斯·克利（James Clear），他在书中提到，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采取行动，我们是在为未来的自己投票。未来的我是谁，部分取决于我今天决定做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意义重大。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经验、为了效率，做出一个明知不是最好，但却在短期内能取得成效的决定。但这其实是错误的。
后来我发现巴菲特早就知道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今后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会带来更好的生活还是更糟糕的生活？如果是更糟糕的生活，我不会去做。”
虽然我不如巴菲特那么擅长说“不”，但对于如何打造自己的日常环境，这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指导。打造自己的环境是很多很多微小决定的结果，这些决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
持有赌场、脱衣舞俱乐部会对我产生负面影响
投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则好得多
本刊编辑部：您在《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我顿悟到的5个真理》这本书中提到，我们的投资对我的情绪和我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一个富有和成功的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投资是如何融入其中的？
盖伊·斯皮尔：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是以这个方式来思考世界的。如果更多人这样做，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举例来说，美国有一家上市公司经营一家脱衣舞俱乐部连锁店。这些是绅士俱乐部，绅士会去那里接受一位漂亮女性的款待，漂亮女子穿着暴露，但这是一项合法的活动，他们以合法的方式经营。
我问自己，如果我肯定能在这家公司上赚大钱，我要立刻买入这家公司的股份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比如，拉斯维加斯或澳门的赌场人来人往，我去过拉斯维加斯，看到那些本该把钱花在健康、养老上面的人，却坐在赌博机前面。也许他们的投资收益很好，但我也不想拥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因为不知何故，持有这些公司会对我有负面影响。这很奇怪，我所做的只是购买了一张凭证或在我的经纪账户中显示一个公司名字而已，但它们让我感觉不对劲。
但当我持有伟大的公司的股票时，我并没有受到那样的影响。伯克希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雀巢、喜力啤酒、美国运通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公司都有一个美好的地球愿景。尤其是美国运通为客户做了很多有所助益的事情，我也在尝试为我的客户做相似的事情。
拥有正确的企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是估值的问题，也不仅是企业是否优秀的问题，而是企业对社会道德的态度问题。即使赚的钱少了，我仍然希望以这种方式生活，而且我认为，这最终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让我们成为更好的投资者。
本刊编辑部：不过，投资学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
盖伊·斯皮尔：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思想家叫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谈到，作为投资者，我们的工作是赚钱，而不是关心公司可能发生的其他事情，那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我们专注于为自己、为股东、为公司赚最多的钱，遵守规章制度，就会有好事发生。
后来，我接触到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说：“不，企业也有社会责任。它应该有一个道德目的，你必须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观点。
这个观点改变了我，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改变了我，成为美国运通的股东改变了我。我们想拥有那些幸运的公司，作为一家企业，如何获得幸运？我认为，真正服务于社会需求才能获得幸运，相反，不为社会需求服务的企业会倒霉。
例如家教公司，它们是在为客户的利益服务，帮助他们的孩子进入好的大学，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为社会的利益服务，它们只是在帮助有钱人把孩子送进大学。如果他们早一点考虑用其他方式帮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也许他们就不会倒霉了。
你需要一片“花园”和一个“洞穴”
做一个长期的贪婪者
本刊编辑部：这是一个使投资和生活变得更健康的重要方式。另外，我看到在之前的采访中，您提到雀巢的仓位有助于您的心理健康，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盖伊·斯皮尔：有一个比喻，在解释我如何构建投资策略时非常有用，我把一百万年前的人类想象成狩猎者，我想象这个人住在一个山洞里，好消息是山洞里很安全，他可以保护自己，但山洞里的食物不新鲜，味道也不好。而山洞外很危险，有老虎等猛兽，也有可供狩猎的动物，如猛犸象。
我认为，一个投资者，就像住在山洞里的人一样，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果我的山洞前有非常危险的野兽，而且天气恶劣，我可以在山洞中休息，那里有储存的食物。但如果天气晴朗，附近有一头鲜美多汁的猛犸象或大象，而且不太危险，我就会冒险去捕猎大象，吃点新鲜的肉类。
回到你的问题，雀巢之所以对我的心理健康有益，是因为雀巢可以比作山洞里安全的食物，它是一家非常稳定的公司，前景优异。它的发展可能不如比亚迪，但我知道它在50年或100年后仍会存在。
我认为，作为投资者，我管理投资组合的方式是，背后有良好的供应，然后在安全的情况下，在面前有好的机会时，我可以去捕猎。作为投资者，你不会希望总是去危险的地方捕食物吃。像雀巢这样的投资，能让我保持理智。因为在不景气的时候，它让我感觉很舒服。
我认为，对于世界各地的所有投资者来说，我们看不到查理·芒格或沃伦·巴菲特等伟大投资者所看到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洞穴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的洞穴是空的，而我出去猎杀大象，这可能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后果。但如果我的洞穴是满的，那捕猎就是个好主意。当我们研究其他投资者的举动时，我们需要小心谨慎，要了解他们的其他投资是什么，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本刊编辑部：在书中您提到，您创建了一个花园，让你可以克服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偏见，过度兴奋、恐惧或麻痹的时期。如果花园和这个洞穴是一样的，那我理解了；如果不是，解释一下这个花园是怎样搭建的吗？
盖伊·斯皮尔：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山洞的想法，我只有花园的概念。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非常非常契合。
当我在书中写到花园的时候，我是在说创造一个空间、一个环境，让我能够清晰地思考，不害怕，能够让自己从外部的兴奋中平静下来。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XYZ危机’，你要去解决你的持仓问题。”如果我去我的花园里坐坐，我就不会因为反应过快、过于激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可以这么说，山洞是花园的一个好地方。它是我存放真正需要的东西的地方。
本刊编辑部：最后给我们的读者提一点建议吧。
盖伊·斯皮尔：其实这很难，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此不同。不过，我认为相通的是，投资不仅仅是投资股市，也不仅仅是投资自己的房子，而是把我们的资产、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看成是一套更广泛的东西，包括我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与孩子的关系、我们与同事的关系。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想法，我们都崇拜沃伦·巴菲特，因为他有那么多钱。但实际上，即使他没有那么多钱，他仍然会处于一个令人敬仰的位置，因为他投资于他的人际关系，投资于他的社区。
在某种程度上，巴菲特的钱就像水中的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看不到创造这笔金融财富的所有因素。我认为，他获得了丰厚的财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反应有多快，他拥有这些钱是因为他投资了其他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谈到我与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或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正在努力帮助一无所有的盖伊·斯皮尔先生。我认为，沃伦·巴菲特之所以如此富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已经这样做了成千上万、成百上千次。他不断投资身边的人。
没有很多钱的人也可以投资，我学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写感谢信，通过写感谢信，你会让对方觉得自己重要。我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送礼传统，最常见的形式是送红包。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更是一种我称之为建立社会资本的方式。
沃伦·巴菲特会说，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贪婪者。他不仅仅投资股票、公司和金融业务，而是投资所有东西。然后，你还可以更进一步。你可以投资于那些正在这样做的公司，那些自己也在投资于社区的公司。
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拥有麦当劳的股份，现在已经卖出了。我们都知道麦当劳做的是高热量的汉堡和可口可乐，但在麦当劳经营的每个社区，他们在美国都有一个叫做麦当劳叔叔之家的地方，那是一个为残疾人和需要去医院看病的人提供服务的地方。
归根结底，从欧洲到中国，再到美国，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投资的公司最终应该努力使世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回到个人，你会犯错，你要原谅自己的错误，不能让错误扼杀你。错误不会把你挤出游戏，尽可能多地去学习，这样痛苦才是有用的，然后继续前进，不断成长。
（本文已刊发于9月29日《证券市场周刊》，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本刊立场。文中所涉个股仅做举例，不做买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