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度量和比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探究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路径，第一财经研究院研发了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估体系，期望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企业全球化水平和发展趋势。 第一财经研... 为了度量和比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探究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路径，第一财经研究院研发了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估体系，期望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企业全球化水平和发展趋势。
第一财经研究院还结合数据分析与对标志性全球化企业案例的研究撰写《跨越山海│2022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希望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提供借鉴，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9月20日，《跨越山海│2022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全文正式发布。报告前两章的主要内容已经在此前发布的执行摘要（点击可查看）中呈现。以下为报告第三章《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特点与共性规律》的内容。
基于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估模型的结果，我们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在企业权属、规模、地域、行业层面存在的特点，并通过对模型数据的解析，试图从实证角度归纳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特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企业全球化评估模型基于样本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建立，样本涵盖A股、中国香港上市中资股及海外中概股中2018~2020年海外收入占总收入超过25%（任意一年满足即可）的上市公司，共计1307家，其中A股1068家、中资股192家、中概股47家。我们认为超过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海外，代表企业全球化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稳定，属于全球化发展领先的上市公司，本章中我们统一称呼其为全球化领先上市公司，希望对这类相对领先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总结与分析可以给未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新发展阶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章中讨论的行业、权属、地域、规模分类均基于Wind分类。关于企业权属分类，由于上市公司是股份制公司，Wind以实控人为依据进行区分，其中国有企业包括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分别对应实际控制人为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国资委（中央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实控均以个人为实际控制人，区别在于外资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国籍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或其他国家；集体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实控人分别为集体企业或大学、其他、职工持股会（工会）；公众企业是无实控人或者是未公开实控人信息，没有依据满足以上任一归类的一类企业。关于产业划分，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则参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做法。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特点
01．
企业权属
从企业权属来看，外资企业的全球化毋庸置疑开始时间更早，表现得更充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外人力资源建设、技术储备及研发投入方面仍与外资企业存在一定差距，但也表现出适应性强、学习吸收新事物能力强的特点，在未来进一步强化相关领域的建设可以为内资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从样本企业分布来看，在全部1307家全球化领先上市公司（样本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最多，国有企业、公众企业与外资企业次之。如果考虑不同权属上市公司总数的差异，从样本企业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来观察，34.66%的外资企业属于全球化领先企业，占比最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全球化表现更出色。
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与其他权属企业在全球化发展方面也有一定差距。在上市的国有企业中，属于全球化领先企业的比例在主要权属分类中最低，约为民营企业的一半，公众企业的60%。
基于我们2021年的评估模型，外资企业的全球化综合表现也最好，平均总分为37.46分。在全球化领先企业中，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距并不显著，从全球化平均总分来看，民营企业（平均总分35.36分）、国有企业（平均总分33.93分）、公众企业（平均总分32.30分）的平均总分及其一级指标大体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量级。
从细分指标来看，外资企业在人力资源、全球化技术储备方面有一定优势。我们也注意到，在内资企业中，全球化表现相对较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类似，与其他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公众企业）相比，在技术储备、研发投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在第一财经研究院企业全球化实地调研过程中，有企业经营者表示“中国企业要走向全球，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技术领先，并且确保自主创新——没有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众多企业的全球化实践证明，拥有前沿技术、高质量技术将是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02．
企业规模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在全球化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领先优势，而小微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措施，如能汇聚中小微企业力量的支持平台或者融资支持等。
从模型样本企业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来看，2021年评估中23.25%的大型企业在全球化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属于模型样本）；在中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中，分别仅有16.89%和10.40%的企业被纳入评估模型。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基本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律。通常大型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有一定地位，拥有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有较强的动机和实力拓宽海外市场，因此大型企业相对来讲在全球化发展方面更趋成熟。
在我们的模型评估中，大型企业全球化表现普遍更好，综合得分为37.06分，一级指标全球化经营和全球化发展得分也更高；中型企业（35.02分）综合得分次之，小微型企业全球化得分（31.62分）则降至35分以下。作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组成力量，小微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需要在政策层面提供一定支持。
分权属来看，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化表现差异较小；国有企业及公众企业全球化表现则受规模影响较大，小微型公众、国有企业平均总分与对应权属大型企业相差近一倍。
四个主要权属分类下，大型企业全球化综合表现相似，得分均在35~40分之间；小微型企业表现则有明显分化，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公众企业得分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小微型企业整体表现偏弱。对于这两类企业而言，它们的技术储备和研发表现相对较弱，对其全球化表现有所拖累。
03．
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沿海省份拥有的地理条件更好，经济更为发达，使得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具有一定优势。
在2021年评估样本企业中，广东省的企业最多，占样本的19.56%；其次是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及上海市，均为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上的便利性为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北京作为众多大企业总部的所在地，经济活动相对发达，拥有的领先全球化企业数位列第六。
我们主要考察了三个企业全球化领先企业聚集的省份（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及上海、北京这两个经济发达的直辖市企业全球化的表现，样本企业中上述主要省市企业占比已经超过60%。主要省市企业全球化综合表现基本相似，其中北京平均得分最高，为37.40分，其余主要省市样本企业的全球化得分在35~37分之间。
分权属来观察，主要省市全球化综合得分有所分化。上海和北京作为直辖市，经济活动发达，有较强的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两地外资企业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
从企业规模来看，多数主要省份企业全球化得分与企业规模有显著的相关性。江苏的情况较为特殊，其大、中、小微型企业全球化得分非常接近（均在36.5分左右），小微型企业的表现甚至还略优于大、中型企业。实际上，江苏省的民营企业较当地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全球化得分更高。我们认为，这与江苏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有一定关系。
04．
行业分布
分行业来看，第二产业企业全球化综合得分更高，这与工业产品的可贸易性有关，更容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同行业的发展路径也有差异，样本数据显示，第二产业更注重研发投入，而服务业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样本企业中86.52%属于第二产业，13.02%来自第三产业，仅有0.47%来自第一产业。从样本企业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来看，第二产业中有35.53%的企业属于全球化领先企业，这与工业产品的可贸易属性有关，商品贸易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从这一角度来看，第三产业的全球化仍在发展之中，仅有8.00%的上市公司纳入样本。
从全球化领先企业的评估得分来看，第二产业平均得分同样领先，但与第一、第三产业得分的差距并不显著。从主要细分指标来看，服务业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表现落后于第二产业；服务业更加注重品牌建设，与第二产业相比，其海外关注度得分更高。这可能与企业客户的属性有关，服务业企业更多地面向消费者，其在全球化发展中更加需要重视品牌建设。
从不同产业规模、权属细分比较，第一产业全球化相对落后，大型企业平均得分甚至不及二、三产业中型企业；在服务业全球化方面，内资企业评分明显落后于外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全球化评分差距。
从规模看三大产业的全球化综合表现，2021年第一产业仅有大型企业纳入评估样本，但是全球化评分相对较低（30.84分），甚至不及二、三产业的中型企业平均得分。
服务业整体表现不如第二产业，但是二、三产业的大型企业全球化表现是非常接近的（相差1分）。主要权属企业分类中，外资服务业企业的综合得分为44.91分，远高于其他权属企业得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内资服务业企业在全球化方面与外资企业相比仍然有明显差距。
总体来看，与全部样本一致，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样本企业规模与全球化得分均成正比，其中服务业全球化得分受规模影响更大。
05．
新兴行业的表现
在技术研发的支持下，专精特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样本企业的全球化发展领先于其他企业，但如何将研发投入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优势，从而产生更强的经济效益，可能是未来需要着力突破的环节。
从样本企业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来看，2021年23.52%的专精特新企业属于全球化领先企业，相较于非专精特新企业比例更高。根据工信部的定义，专精特新企业有专注于细分市场、高市场占有率、掌握核心技术的特点。而在样本企业中，专精特新企业的全球化综合得分为38.16分，高于非专精特新企业（34.13分），也高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得分（37.46分）。
从细分指标来看，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得分（47.82分）明显高于非专精特新企业（36.37分），高研发投入提升了企业技术上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专精特新企业全球化发展，其全球化经营得分则较其他企业高0.9分。全球化经营得分主要度量了企业海外收入、市场占有率、财务健康情况。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与外资企业相比，虽然专精特新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得分更高，但它们在企业全球化经营方面的得分并不突出，反而落后0.57分。未来，如何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产生更强的经济效益，可能是需要着力突破的环节。
在这一点上，战略新兴产业也有相似表现。具体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了新型科技和产业，其中的主要产业企业的全球化综合表现均高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全球化得分。生物产业的全球化综合表现最好，得分为41.93分。从细分指标来看，主要战略新兴产业，特别是生物产业企业在技术储备和研发上都有较突出的全球化表现。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共性规律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并不平坦，有的企业全球化是成功的，有的是失败的；即便是成功的全球化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也经历过各种挫折，最终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万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历程书写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史，我们试图从中发现一些共性的规律并呈现出来。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走出去的内在驱动因素是不断变化着的。从最初的单纯扩大出口，到通过并购获取海外技术、品牌与资源，逐步过渡到行业整合从而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然而企业全球化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且明确的，那就是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并扩大全球市场。从这个目标出发，我们基于企业财务数据，借助我们建立的企业全球化评估模型数据，试图总结全球化领先企业的发展经验，也可以从侧面作为评估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首先，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地域多元化发展。地域多样化可以带来企业的区位优势，使企业具有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在第一财经研究院评估的全球化领先上市公司中，地域多样性与企业过去三年的海外收入增速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地域多样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企业增长。这里我们以过去三年在海外申请专利的国家数作为企业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的直接证据。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地域多元化扩张中，企业需要同步建立起匹配的跨地域、跨部门的复杂管理机制，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架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灵活性的新价值链，不仅包括内部的管理、协调与执行，也应囊括外部决策服务机构。
另一方面，地域多样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运营风险，增强企业对宏观风险的抵御能力。实际上，早期部分企业出海本身就是为了规避“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的高额关税。在我们的全球化调研中，就有企业因为欧盟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后被动走出国门，选择在贴近欧盟市场的埃及建立工厂，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
其次，企业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全球化人才培养机制。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中，可以说每一次向外扩张都是一次文化从陌生、冲突到了解、融合的碰撞。实际上，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走出去的企业进行适当的公司文化本土化建设，其中人是最核心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配套机制发挥所在国家的人才优势。特别是在企业向海外发展的初期，更需要关注外籍员工人力资源建设。用好外籍人才，可以说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从而建立起与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有企业提出“真正的国际化是以人为代表的，如果外国工厂的管理者都是中国人，那就不是国际化的企业”。为此，该企业甚至建立起完善的双向人才补充机制，包括不断将中国人才送到海外，强化人才的国际接轨；同时在海外积极培养当地人才，为中国公司服务；还包括将海外员工定期送往国内进行企业制度、文化方面的学习和交流，由此建立起一支真正国际化的团队。
这种趋势是合理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过长期培养的本地化团队也可以逐步被委以重任，外籍员工走上管理岗位，甚至影响母公司的决策，这对企业全球化而言可能更具积极意义。虽然外籍高管的比例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在文化融合方面的优劣，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高层对文化包容的认同，这符合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根据我们的模型数据，外籍高管占比更高的公司过去三年海外收入的增速往往更快。
再次，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也应该注重建立自己的品牌，提升品牌认知度，形成品牌价值优势。过去，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多以贴牌代工、固定资产投资或公司并购为主，多数企业在产品和品牌的国际化方面仍然落后于国际竞争对手。Brand Finance 2022年公布的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榜500强显示，中国上榜企业品牌价值总计为1.6万亿美元，尚不到上榜美国企业品牌价值（3.9万亿美元）的一半。
品牌本身就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企业通过创造品牌的差异性，给产品带来独特的溢价和增值，是具有超越商业价值的跨文化影响力。而企业创造品牌影响力的过程可能需要与客户长期相互影响、相互磨合，且与企业自身文化、价值不可分割。这并不容易，但只有建立了品牌影响力的企业，才能完成从低附加值代工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转变。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对品牌的重视并不局限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一些面向企业客户的工业企业也通过独特的方式在行业内打响了自己的品牌。以一家位于浙江的企业为例，其通过每年举办行业年会的形式，邀请客户、供应商与其他合作伙伴齐聚一堂，不仅在业内提升企业影响力，也集众人智慧为行业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实际上，对品牌经营得当的企业往往也能收获正向的反馈。在我们所观察的全球化领先企业样本中，那些海外关注增长更快的企业，海外收入增速也更快。
最后，企业在重视研发的基础上，应强化对高质量研究与成果转化的重视。技术优势一直是企业竞争力和市场驱动力的核心。从传统意义上讲，全球化企业较本土化企业在获取创新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学习机会方面更有优势，更容易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进步，从而更早抓住市场机遇并创造经济价值，进而奠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在我们的全球化评估模型中，在华外资企业在技术储备、研发投入方面的得分普遍较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竞争优势。
必须看到的一点是，过去10年中国企业的研发强度（研发支出/销售额）快速提高。根据2021年欧盟公布的全球企业2500强数据，2020年中国企业研发强度为3.6%，已经接近欧盟与日本，这一数字较10年前增长了200%。这一点在专利申请上也有所体现，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来看，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是世界第一。但我们也应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专利的质量仍然不高。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有效专利许可率为6.1%，这意味着大量专利被闲置，研究成果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应用价值。科研活动转化率低的问题在企业中也同样存在，根据我们的评估，在全球化领先企业中，研发投入更高的企业，过去三年平均利润率反而是更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发投入是无效的，其中固然有前期研发投入的问题，也有科研成果转化的时间问题。企业在生产活动中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真正需要的是具有转化价值的高质量专利。如果我们将企业拥有的高质量专利的平均引用作为“有价值的”研发成果的度量标准，那么在全球化领先企业中，更多地拥有“有价值的”研发成果无论对收入增速还是利润率增长的贡献都是正向的。
专栏1：多样性与包容性：平等就业，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元化
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对一个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毋庸置疑，多元化丰富了管理人才库，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专业领域的董事会成员拓宽了公司领导层的视角。
其中，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有研究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重要性一直被全球关注，但实际上毫无起色。不少国家通过出台法案来扭转现状，最受瞩目的国家是挪威，颁布董事会性别比例相关配额法数年后，女性董事会成员比例从5%上升到40%。立法规定配额只是外界赋予的强硬手段，更值得被传达的是一种思想：女性可以且能被任命，因为她们也有资格成为候选人，不该因为性别而被区别对待。
从ESG的角度，性别多样性对于企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S（社会责任）层面上关于劳工权利方面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公司治理指标的一大参照。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女性较男性而言更细心，在做决定时会更倾向于深思熟虑；也有学术研究发现，在有女性董事的公司中，男性CEO表现出的过度自信较少（Chen et al． 2019），在公司治理与投资项目上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这些研究展示了社会层面上的男女差别以及女性的一些独特优势，旨在呼吁企业不要忽略任用女性董事与高管这一选项。
对人才的广泛吸引与精准管理是公司治理良好的体现。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是企业公平、不带偏见地广泛吸纳人才的写照。基于公平公正的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能映射出具有包容性的企业文化，可激发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增加员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进而使得员工流动性减少、稳定性提高。自然而然，企业的文化与名声随着员工的口碑得以远播，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有助于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拥有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而且女性董事可以为复杂的问题带来新鲜和多样化的视角。埃森哲的“她经济”相关调研报告显示，97%的中国城市女性有收入，68%的女性名下拥有住房。报告中有一项面向30至45岁已婚男性开展的调查显示，71.5%的受访家庭中全家出游由妻子做决策。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与家庭财务支出的主导性，决定了女性在消费市场中的重要性。虽然现在可以通过大数据预测消费者的倾向，推出更好卖的产品，但是了解女性心理与真实需求的决策者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也非常重要，女性决策者往往更了解消费者心中的优先事项。现在女性展现出的状态是独立自信，寻求自由真实，渴望被公平对待，对于羞辱女性身材、物化女性、消费女性等产品营销内容十分敏感且厌恶，进而会鄙弃产品本身。严重情况下，被冒犯到的消费者们还会群体抵制该公司的产品，因为他们觉得广告营销展示出的不仅仅是产品的特点，还展现了企业文化。如果广告词中有羞辱女性身材的内容，那么这个公司的文化很有可能也并不尊重女性。近几年，不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曾陷入此类争议，核心问题在于女性视角的缺失，在广告创作、决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去了解女性受众的感受。有学术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消费者行为。企业关注性别平等，展现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需要女性决策者，切身关注并向其他决策者讲述消费者心理，以及研判趋势，这样也能帮助公司规避舆情风险，提升公司实际利益，从而获得更好的财务回报。
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元化对企业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为了在国际上立足，企业除了要保证良好的财务表现之外，还需努力从多元、创新、舆情管控的角度展示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成果。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元化就是体现全球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显性指数。虽然有研究表明全球董事会性别多元程度并没有太大改善，但在一些国家配额政策的推动下，其中一些企业的性别比例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与财务回报确实优于性别比例更不平衡的企业。全球化企业也会主动去推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在我们此次中国企业全球化客观评估排名靠前的企业中，83.33%的公司拥有1名及以上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数量为4名及以上的公司占比为13.33%。结合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专题报告》，在4134家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女性董事的公司由2012年的1079家增加至3150家（2021年），占比已达76.20%，其中女性董事数量为4名及以上的公司占比为4.6%。可以看出，全球化评估排名靠前的企业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方面做得更好。
从总体数量上来看，董事会成员中女性占比不高，《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专题报告》的数据表明，女性董事的比例小于30%的公司占大多数，占比为83.60%。全球化评估客观评估得分前30的公司中只拥有一位女性董事的企业也居多，占30%。不过，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21年女性董事比例均值为16.57%，较2020年的12.64%上升了3.93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毕竟在过去9年里也仅仅上升了6.58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全球化客观评估排名前30的公司中拥有1至3名女性高管的公司有21家，占70%；有2家公司女性高管数量超过3人。另外，有6家企业的管理团队（董事加高管，包括独立董事）女性人数占比超过50%。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拥有女性董事的公司能更加有效地处理风险。而且相比之下，女性董事更能了解大多数消费者的心理与需求，因为她们就是其中一员。性别多元化的董事可以更全面地关注全球市场趋势，把握长期利益。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愿意给女性机会。当然，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关注的往往还是候选人的能力以及与岗位的匹配度，而不是优先考虑候选人的性别。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胜任其岗位职责，哪怕是全球性的多元文化企业管理。
专栏2：企业全球化与供应链ESG风险管理
供应链风险管理非常复杂，尤其是对于全球化企业来说，链路广而繁杂，跨越多个国家、不同层级。除了传统意义上在原材料采购、产品设计、生产、运输、分销、包装、销售和废物的回收等维度上的风险之外，还存在着外包导致的难以预测和追踪的风险。
在中国“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除了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供应链ESG风险管理也逐渐被重视。一方面，供应端配合国家政策打造绿色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需求端也开始对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监督。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链路上产生的ESG争议事件的巨大影响。例如，供应商过度开采导致自然资源枯竭、行贿受贿触犯当地法律等都可能损害到公司本身的声誉、运营和财务业绩。下图中列举出5个常见的供应链风险，它们独立存在，又互相关联：腐败问题暴露出供应商财务管理不善与公司治理失调，进而无法按时供货，影响客户的满意度。严重情况下，类似问题会导致供应商失去社会经营许可，公司最后被迫更换供应商，除了会造成成本增加，公司声誉与业绩也会受损。
于是，不少企业在打造自身的ESG风险管理体系时，会兼顾到自己的上下游供应商的合规审查与管理，如对供应商的治理架构、劳工权利、碳排放、环境效益和危机管理等提出更多核证要求，以降低冲突以及风险。同时，上下游有能力的大型供应商为了顺应全球局势，也努力打造自身的ESG管理体系，降低风险，确保绿色产业链的运行。
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ESG管理需要面对三大难点：一是遵守繁复又日趋严格的国际规则与社会经营守则；二是控制辐射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连锁性紧密的负面事件；三是审核与提升上下游的ESG风险管理能力。对于好的供应链ESG管理，这些难点都会变成机会，给企业带来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全球供应链在ESG合规方面十分敏感，供应链ESG管理的政策要求也日趋严格。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标准不同，对于一些ESG问题的侧重点、监管松紧程度不一。英国颁布《加强英国制造业供应链政府和产业行动计划》，把可持续供应链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美国颁布了成系列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如《国家环境政策法》《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绿色采购制度》等；中国多行业发布供应链管理体系，如《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汽车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电子电器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等。各地法规有各自的侧重点。对企业而言，一些供应商经营所在国的ESG治理规范低于企业本国的要求，甚至供应商所在国还可能没有公司ESG治理相关规范，这就会导致跨国企业在跨国跨地区经营时，需要考虑适时更换更加合规的供应商，从而导致成本增加。
如果企业可以在自身与供应链两个层面做好ESG合规，其实也把握住了实现企业全球化的好机会。在我们所调研的企业中不乏把握住机会推开国门的供应端企业，比如文具行业的“出口大王”贝发集团。其秉承国际通用的重复使用（Reuse）、减少危害（Reduce）、循环利用（Recycle）的“环保3R准则”，研制出PLA生物塑料笔、纸杆铅笔、换囊笔、可注墨棉芯水性笔等一系列环保新品。贝发从环保的角度出发，成功从产品、内部管理、供应链等各个环节完成适应性改造，给企业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再比如，在汽车零部件行业海外并购中有过“蛇吞象”经历的均胜电子，打造了完备的供应链ESG管理体系，把企业管治、ESG管治、原材料采购、供应链管理等指标列为“非常重要”。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全球客户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和信任，也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信誉。
然而，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到通过良好的自我管理落实企业可持续发展，许多行业供应链中的风险往往远大于公司直接运营中的风险。一方面，对于上游供应链公司而言，往往更直接地面对冲击，如疫情袭来时，各地政府要求停工，供应链被迫中断，供应商们也措手不及、无从应对。另一方面，跨国上市公司的上游不一定是上市公司，也可能是本地作坊，比如康师傅的酸菜供应企业。全球化的知名公司面对来自各国、各地区不同的合规要求，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压力，常处于紧绷状态。但供应端的作坊往往没有知名度，不会时刻保持警惕，呈现出比较松散的管理状态。这种状态下，产品质量控制不好也将成为供应链问题的导火索。再加上供应链ESG风险辐射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具有连锁性的特点，往往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给公司带来不小的冲击。
对于全球化、体量大的公司来说，业务涉及全球各地，等到去处理地方链路上的负面事件时，其实事件早已发酵，变得更加棘手。现在，公众对供应链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链路上发生问题时，已经不再有人会接受“供应商与公司无关，公司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诸如此类的说辞，全球知名公司随时随地都受着公众的检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监控供应链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追踪到地球另一端的上、下游企业。对于企业来说，想隐藏供应链上的问题越来越难，例如“3·15”晚会上爆出的负面舆情，联动性极高，当天就会导致不少被曝光乃至行业关联的上市企业股价跳水。
对中小供应商而言，可能没有与大公司同等的资源来充分管理其供应链中多个层级的复杂风险，包括原材料采购、产品设计、生产、运输、分销、包装、销售和废物的回收等多个维度。更不要说还要加上遵守繁复且日益更新的供应链ESG管理政策，以及考量ESG相关的治理架构、劳工权利、碳排情况、环境效益和危机管理等问题。为此，不少知名企业除了对供应商进行现场审核之外，还会对链路上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培训，帮助提升全产业链的水平。除此之外，还有像施耐德这样打造绿色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机制的企业，也有像海尔智家这样把可持续供应链纳入企业战略目标的企业。
综上，供应链ESG管理是企业全球化、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亟待突破的难点。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